5月27日上午，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图书馆5楼，随着浙江大学副校长周江洪、浙江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王苑和徐泓、王芝芝伉俪轻启红绸，门楣上方集马一浮的字而摹刻的“中西书库”匾额展现在嘉宾面前。
步入房间，两道木格月亮门隔开和连通了藏书区和阅览区。左侧的阅览区，阳光穿过木格花窗洒入室内，营造出明亮、舒适的阅览环境。右侧的藏书区，十排双面书架依次排开，整齐插架的图书有3万册——这些图书，来自徐泓、王芝芝伉俪的捐赠。
徐泓和王芝芝都是来自中国台湾的历史学者。徐泓在明清史领域卓有建树，曾任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暨南国际大学代理校长、香港科技大学人文部部长。王芝芝则数十年来致力于欧洲史研究，先后任教于辅仁大学、东吴大学、台湾大学。两人大学毕业后结婚，已携手走过六十余年。这六十余年，是他们相濡以沫、琴瑟和鸣的六十余年，也是他们投身学术、埋首书卷的六十余年。中西书库上架的3万册图书，是他们献身学术、与书结伴一生的见证。
3万册、数百箱图书跨越海峡，从台北到厦门再到杭州，背后则是一段令人无比感慨的佳话。
徐泓、王芝芝伉俪在“中西书库”揭幕仪式上（王洪波摄）
“中西书库”揭幕仪式
所有爱书人的“痛点”
事情要从2023年9月徐泓发出的一条微博说起。
在博文里，徐泓写道，自己与夫人一辈子买书读书，累积了数万册图书，本计划捐给台湾的大学和图书馆，但问了几位校长和图书馆长，“他们对纸本书的兴趣不大”。于是想捐给大陆的学校，但联系自己相熟的几家大学也无果。“在台湾，近来许多史学界名学者过世后，他们生前珍藏的书散在竹风书店等旧书店，有的甚至落在回收废纸堆中，真暴殄天物啊!” 徐泓在微博中感叹道。
这条“诉苦”微博迅即引起广大网友的关注，点击量高达54万；更是击中了很多学者和爱书人心中的痛点：古往今来，爱书、藏书的人很多，所藏之书能传下去的则很少。生前聚书无已，但万一哪天自己不在了，等待自己珍爱的藏书的命运是什么呢？
直到老友、浙江大学中西书院院长刘东出现，徐泓、王芝芝伉俪的捐书之志才一步步从“空想”化为了现实。
刘东深知这批藏书的价值，当即向学校领导请示，并获积极回应，遂给徐泓打电话：“书给我们好啦！”
但把事情办成并不容易：数万册图书从台湾运来大陆，海关是一个难关，为此，浙江大学专门联系了海关；为这些书找一个家也不易，最终在浙大西溪校区图书馆找到了房间，学美学出身的刘东亲自设计了书库的空间改造；学校在经费上给予专项保障，图书馆完成了全部图书的合规引进、足本验收和编目加工，制定了书库管理制度，确保藏书能够得到妥善保管和高效利用。
中西书库内景
对于海峡对面的徐泓夫妇，将数万册图书整理打包，也绝非一件轻松的任务。临近藏书“搬家”的日子，整理书籍的紧张感一度影响到两位老人睡眠。2024年3月17日，从上午9时到下午4时，台湾华品文创总经理王承惠带领工作人员将最外间书房的书籍打包，160个纸箱仅为第一天的成果。最终，全部书籍打包用了920个箱子。
2024年3月17日，徐泓、王芝芝在家中合影
书籍打包装车
“心上一大块石头放了下来，”参加完中西书库揭幕仪式，徐泓表示，“所以真的是事在人为。在这个过程中，浙江大学克服了所有困难，太不容易了。”
聚书六十载
徐泓和王芝芝都是书痴，这一点在中国史学界广为人知。
“每到一个地方，美国、欧洲、日本、韩国，还有中国大陆和香港，我们都会买书。有一次到聊城，是第一次去，似乎你喜欢书，书就会找你，我很快就被几家旧书店吸引了，买了很多1950年代出版的书。尤其可爱的是香港。1990年代我在香港工作，逛‘二楼书店’（书店租不起沿街的店面，大多租的是二楼）是最大的消遣。等到回台北，书箱装了将近一百个——这次捐给浙大的书中，很多就是当年在香港淘到的。”聊起买书的故事，徐泓津津乐道。
不断买书的结果，就是家里书满为患，“房子越住越小”。一套房子放不下，后来趁房价低落的时候添置一套，但很快又满了。在家里活动，有的地方甚至侧身才能过去。“因为喜欢书，生活方便度上要稍微忍耐一下。” 徐泓说。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李华瑞教授对徐泓府上“书灾”的景象记忆犹新：“走进徐府，只见里里外外都是书架，重重叠叠的书山很有压迫感。我曾疑惑地问徐老师，书到用时会不会找不到？但徐老师笑言：‘过去曾有朋友来聊天时问及某本书，我径直从书架上找给他看。’”王芝芝也说，“徐老大”找书的功夫了得，“这是我最佩服他的一点”。
徐泓、王芝芝在家中
带书“回家”
在徐泓王芝芝看来，他们的书入藏浙大，可以说是“回家”。
徐泓出生于武夷山下的赤石街，王芝芝则出生于潮州。“我们的根都在大陆。”徐泓难忘早年陪父亲去美国，在日本转机，看到中国民航的飞机停在前面，“父亲感动得不行，快要哭了出来”。“当时两岸不通，后来才和94岁的外祖母通上电话。再后来允许回大陆，就赶紧回来，把祖坟修了。再后来，我们退休后，就到大陆来教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现在是浙江大学。每次回大陆，有人说，你到中国去啊，我回说，是回大陆，回家。这次我们把书捐来，其实也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借此加强我们两岸一家人的合作。”
李华瑞记得自己与徐泓认识是在2007年台北举行的“基调与变奏——七至十二世纪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闭幕式上，徐老师作为台湾学界的代表做会议总结。徐老师讲了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但他在发言中对当时台湾学界有将中国历史的教学和科研列入世界史国别史的现象，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我听后肃然起敬，至今不忘。”
在李华瑞看来，“这些纸页泛黄的书籍，不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承载着徐老师和师母对故土的眷恋，对后学的期许”。刘东以为，对于做史学特别是明史的年轻学者，中西书库是最好的一个宝库，“大陆学者有的书，这里有，大陆学者一般没有的书，这里也有。做明清史方向的硕士生、博士生，不妨在这里待上几个月，一定大有收获”。
从左到右：徐泓著《圣明极盛之世？：明清社会史论》；徐泓著《二十世纪中国的明史研究》；王芝芝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
随藏书一同“落户”浙大的，还有夫妇二人的生活新篇。2025年5月，徐泓、王芝芝受聘为浙大中西书院特聘教授。如今，一年中，他们一半的时间在杭州，一半的时间在台北。年过八秩，徐泓、王芝芝仍在工作，写论文、整理古籍，乐在其中，不知老之将至。同样不变的，还有他们买书的爱好。浙大中西书院两人各自的办公室，不长的时间内，书架上已变得满满当当。而台湾的寓所，旧书走了，新书又至。“我爸根本控制不住自己买书的冲动。”徐泓、王芝芝的公子徐思淳说。
“书架上还有空位，我们将来还会把现在仍在使用的书、新买的书拿来。”徐泓说。对于徐泓和王芝芝来说，台北的家之外，浙大中西书库是他们最有归属感的一个新家。
（中华读书报记者 王洪波）
（图片除有署名者外，均由浙江大学中西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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